【案情简介】
2012年1月,方水莲以楚茗实施家庭暴力为由诉请离婚,请求法院判令:13岁的婚生女楚方娴由方水莲抚养,楚茗每月给付抚养费5000元。夫妻共同财产中有楼房两套:120平米的一套归方水莲所有;60平米的一套归楚茗所有。楚茗不同意离婚,认为双方产生纠纷的原因是方水莲有外遇,但自己为了女儿愿意原谅妻子,请求法院驳回方水莲的诉讼请求。由于受诉法院为受理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申请的试点法院,方水莲遂在起诉的同时,向该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并由朱某的妹妹为方水莲作证证明楚茗到其同事朱某家中对方水莲进行殴打。楚茗辩称朱某即是与方水莲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的人,并提供了朱某的离婚判决书作为证据。楚茗承认其本人确实曾去朱某家理论,其间与朱某发生冲突但并未殴打方水莲。朱某之妹作为方水莲的中学同学与其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可采信。鉴于诉讼中楚茗情绪激动,曾威胁如果方水莲坚持离婚,将对其和朱某实施暴力,该院作出了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禁止楚茗对方水莲实施家庭暴力。但考虑到楚茗不同意离婚,愿意原谅方水莲并为恢复夫妻感情做进一步努力情况,故判决驳回了方水莲的诉讼请求。
6个月以后,方水莲再次以同样理由请求离婚。除了重复上次诉讼中的请求外,方水莲以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第三项为依据,并以上次诉讼期间人民法院发出的人身安全保护裁定作为楚茗实施家庭暴力的证据,请求判令楚茗向其赔偿5万元。
楚茗同意离婚,要求抚养楚方娴,由方水莲按月支付抚养费1500元。夫妻共同财产中的120平方米的房屋归自己所有,60平方米的一套房屋归方水莲所有。方水莲表示为了离婚可以接受楚茗的上述意见,但坚持要求将夫妻共同财产中的存款10万元判归其所有,并请求判令楚茗向其支付离婚损害赔偿金5万元。
【法院裁判情况】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方水莲与楚茗夫妻感情破裂,经调解无效,现双方均同意离婚,并就子女抚养问题和夫妻共同财产中的房产分割达成了一致意见,经法院询问,从小由祖母带大的楚芳娴表示愿意随父亲一起生活。法院应予准许。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集中在楚茗是否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离婚,对方水莲有关判令楚茗向其支付离婚损害赔偿款的请求是否应予支持。方水莲以第一次离婚诉讼期间人民法院发出的人身安全保护裁定作为楚茗实施家庭暴力的证据,以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第三项为法律依据,提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应予支持。但考虑到方水莲并未就楚茗对其实施家庭暴力的具体情况举证加以证明,故酌情判决楚茗赔偿方水莲5000元。对10万元存款判决归方水莲与楚茗各半所有。
楚茗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楚茗认为,对于一审判决的其他内容并无异议,但导致其与方水莲离婚的原因是方水莲长期有外遇而不是其本人对方水莲实施家庭暴力。一审判决其赔偿的数额虽然只有5000元,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要求撤销一审判决中有关离婚损害赔偿的判项。方水莲答辩认为,一审法院判决确认的赔偿数额远远不足以弥补其损失,但为了尽早从痛苦的婚姻中解脱出来,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法院审查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后认为,双方当事人二审的争议集中在一审法院支持方水莲提出的离婚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是否正确的问题上。
二审法院认为,方水莲虽然依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第三项请求损害赔偿,但自始至终没有举出充分的证据证明楚茗对其实施了家庭暴力,更没有证明楚茗的家暴行为是导致双方当事人离婚的原因。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方水莲与朱某关系暧昧是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原因。方水莲能够证明的唯一一次所谓家庭暴力,是楚茗到朱某家中找方水莲回家时与朱某发生的冲突。一审法院在第一次受理方水莲提起的离婚诉讼期间根据方水莲的申请向楚茗发出人身安全保护裁定,主要原因是楚茗在诉讼中情绪激动,曾扬言要对方水莲实施家庭暴力,而并非法院在查实楚茗施暴后采取的措施。故二审法院支持了楚茗的上诉请求,撤销了一审判决中有关离婚损害赔偿的判项而维持了一审判决的其他判项。
二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息诉。
【主要观点和理由】 本案一、二审法院就是否应当支持方水莲有关离婚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而发生的争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实际上,二审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也有少数法官认为应当维持原判,驳回楚茗的上诉请求。其主要理由有两个:第一,楚茗与方水莲夫妻感情破裂,固然与方水莲与朱某长期关系暖昧有关,但方水莲的行为至多属于婚外情,并未构成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所以方水莲仍然属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无过错方”,其有权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第二,人民法院发出人身安全保护裁定是十分慎重的,既然有生效的裁定,方水莲即无需再就楚茗实施家庭暴力举证加以证明。而应当由楚茗提出相反证据否认生效裁判文书确认的事实。如果其不能提出证据,则人民法院可以直接认定裁判文书所确认的事实。因此,方水莲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多数人则认为,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
无过错方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条件之一是对方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离婚,但法院已经查明,导致楚茗与方水莲离婚的主要原因是方水莲与朱某长期关系暖昧,致使夫妻感情破裂。而无论楚茗是否实施过家庭暴力,均不是导致离婚的原因。因此,方水莲请求离婚损害赔偿不能得到支持。 我们认为,二审法院的改判是正确的。除了二审法院多数人意见所持理由外,还有一个需要补充的十分重要的理由是,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制止可能发生家庭暴力而不限于制止再次发生的家庭暴力。其目的决定了人民法院发出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条件并非查实已经发生过家庭暴力,而是存在发生或者再次发生家庭暴力的可能。因此,人身安全保护裁定本身并不能证明被申请人确实曾经对申请人或者其他家庭成员实施过家庭暴力。如果我们将人民法院发出的人身安全保护裁定作为其已经查实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的证明看待,实际上是不恰当地提高了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适用条件,使得人民法院在没有认定被申请人确有家暴行为的情况下,不敢发出人身安全保护裁定,使得感到自己可能面临家庭暴力的人和以往曾遭受家暴但没有证据的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裁定时,均无法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例如,某一离婚诉讼的当事人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理由是对方多次威胁要女方撤诉,称如果最终被法院判决离婚,则要杀了女方全家。但女方并无证据,只是表现出极度恐惧。又例如,一起离婚案件的男方当事人闯入女方母亲家,杀死其家庭宠物狗并称,如果不撤诉,这只狗就是女方母女二人的下场。此种情况下,认定男方实施了家庭暴力可能证据不够充分,如果深入核查家暴是否发生,则可能无法及时发出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因而失去以法律手段制止暴力的最佳时机,如果干脆拒绝发出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则无疑会极大地缩小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适用范围,削弱其保护家暴受害者的作用。从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被申请人方面看,如果该裁定本身并不意味着认定其已经实施了家庭暴力,则裁定发出后,被申请人可能更容易接受裁定,而不会不断地申请复议或寻找其他撤销该裁定的救济途径,如果该裁定本身被视为其施暴的证据,出于名誉与利益的考量,被申请人的反应可能更为激烈,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去寻求救济途径,而且国家在此方面也需投入更多的司法资源,而这种投入并非必须。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当事人仅以人民法院发出的人身安全保护裁定为据,主张其配偶实施家庭暴力并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作者 ‖韩玫,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 来源 ‖《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14年第3辑(总第59辑),《当事人仅以人身安全保护裁定为据 请求离婚损害赔偿人民法院不予支持》,9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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